企图短时间内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可说是一种幻想。
可以肯定的是，以2014年为分界线，信息技术对法院、司法人员、诉讼参与人甚至公众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根本性的，我们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接近高效、透明、便民的司法。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所有的裁判文书必须上网、所有庭审必须同步录音录像等要求，源源不断地为四大平台提供司法数据，法院阳光化的格局已经形成。
这属于应然层面的机会平等，换言之，数据平等论属于应然层面的数据观。人工智能在审判业务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自动化的咨讯处理过程可以取代行政人员的裁量与判断是错误的观点，[18]在审判过程中，人工智能处于从属地位，辅助法官办案，法官才是审判工作的关键与核心。此外，部分纠纷发生于虚拟平台，如，网络购物纠纷，当事人从虚拟平台聚集至特定物理地点是否是解决纠纷的必要条件？英国首席大法官信息技术顾问理查德·萨斯坎德曾提出，法院到底是一项服务还是一个地方？ [13]我们认为，法院是审判人员的办公场所，是提供法律服务的地方，但不是唯一的选择，审判人员可通过虚拟法院在线解决纠纷。如，浙江法院电子商务网上法庭。1.庭审公开的同步性、便捷性 公众不可能亲历所有的庭审，感受现场正义，样本法院通过虚拟空间的构建，依托微博、微信、手机APP等软件同步推送公众关注的案件。
人民法院以打造智慧法院为目标，将信息化建设成果引入司法领域，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与以审判管理为代表的价值理性在司法实践的碰撞中，解放了法院的司法生产力。法院是司法数据的保管者，除法律等规范性文件明确禁止公开的司法信息外，法院应当无差别地向公众公开信息。而在我国，全国人大迄今没有出台一个关于司法改革的文件。
由于必须屈从于地方的行政目标，法院独立审判的空间受到挤压，尽管这或许能维护一时一地的社会效果，长远来看则严重扭曲了法院不同于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功能。关于公司化运作可参见赵树凯：《基层政府的体制症结》，载《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11期。二是司法改革特别是员额制改革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法官的工作积极性，导致司法效率下降。[49]在分税制改革实施之前的学术讨论中，就曾有研究指出：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又必须通过修宪作出明文规定，成为中央与地方权力来源的宪法依据，它们不应当是基于中央与地方在经济与政治利益上的讨价还价，而应当是基于制度化的权力分享。
这一措施是基于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指导方针设计的，它直接体现了本轮司法改革的意图——扩大法院受案以将矛盾解决地方化。[14]2014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也把征地拆迁列为信访高发的首要原因。
在立案登记制实施的第一个月，全国法院的行政案件立案数量同比增幅221%，远高于法院案件量总体29%的增幅。该制度一般有两个目的：一是使法官自身保持廉洁，二是确保审判权能够独立行使。法院的独立与专业依赖于适当的案件负担，但汹涌而至的案件使法官无暇业务提升，行政目标嵌入案件审理过程则直接削弱法官对理论、知识和规则的需求。[45] 除此之外，仅仅优化央地事权和财权尚不足用，这两种权力还应当同人事权相平衡。
例如，虽然营改增是继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最重要的财税改革，央地就增值税的分成方案也已尘埃落定，但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仍然没有启动。总之，需要消除的是地方保护，而不是地方化。1994年的分税制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2002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以及土地招拍挂制度，进一步加重了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就司法过程而言，各级人民法院都拥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地位，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院只向同级人大负责，上下级法院之间只是审级监督而非领导关系。
这也使司法改革正面临新的窘境，例如员额制改革刚刚启动时，社会普遍担心入额竞争会非常激烈，但是在不少试点法院，由于预期待遇难以提高、终身追责加大了职业风险、审判自主权难以落实、案件负担大大加重等原因，法官入额积极性并不高，甚至出现入额报名不足、动员报名后虽参加考试但故意交白卷的情况。本文将以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为例，探究央地关系与公共治理危机间的联系。
我们也看到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虽然有原则性的事权分配安排，但税权的中央集权化在那之后是不断加剧的。国务院宣布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中央97%、地方3%的分成比例调整为全部作为中央收入。
此外，诸多改革措施也增加了大量新的行政事务，推动司法公开、判决书上网、全程录音录像等措施，使得法院的事务性工作成倍增加。首先，实现央地事权、财权、人事权的平衡。二是借助司法个案的审判来维护这种分权关系，这也正是本文讨论的落脚点所在。[15]参见封丽霞：《上访困局中的各方境况》，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22期。不以规则确认型司法为目标推进司法改革，只能事与愿违地使司法部门陷入更加行政化和工具化的危险之中。在诉讼爆炸的同时，法官数量却没有相应增长，仅从1978年的6万人增加到目前的21万人。
最后，强化司法权力能够通过诉讼抑制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冲动、促进决策过程的优化、增强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性。政府对法院的外部控制并不仅仅表现为否决性质的权力，其还可以做出许多肯定意义上的资金分配决策。
2014年5月，中央开始禁止越级上访，也是力图将矛盾解决地方化。由于这对于改善地方财政状况没有明显的助益，减税还可能造成地方财政紧张，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可能会加重。
二是借钱，亦即将长期以来变相存在的地方债合法化。安德鲁·海伍德将政治过程的价值概括为参与性、回应性、合法性和自由。
由于地方滥用权力衍生的政治风险最终要由中央承担，央地之间的博弈也就不足为奇了：地方政府通过农业税搭车收费，中央最终废除了农业税。在事权划分的基础上，财权的分配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困难和挑战依然存在。[10]参见何艳玲、汪广龙、陈时国：《中国城市政府支出政治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财权上移的同时事权却下沉了，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从1993年的72%上升到了2014年85%。
驻京办早已存在，但其数量的迅猛增长是1994年分税制之后才有的现象。审判活动具有特殊性，错案既可能出于法官的主观过错，也可能是法律制度自身的后果，比如刑事审判的疑罪从无排除合理怀疑等原则，实际上是允许裁判结果偏离实体真实的。
[40]郭伟清：《落实法官员额制全面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2月9日第4版。地方政府大搞房地产牟利，中央则通过诸多措施平抑房价。
[45]参见傅光明：《营改增后须完善地税体系》，载《经济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9版。[32]参见李林主编：《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法治蓝皮书)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其次，司法审查机制——称之为行政诉讼或许更为恰当——也没有实现其应有的监督功能。分税制带来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改变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格局。我们对错案的终身追责却是结果主义的——只要被证明是错案，都要追究法官责任。首先，1998-2007年的第一轮司法改革和2008-2013年的第二轮司法改革，分别由最高法院和中央政法委推动，而本轮司法改革系顶层设计、顶层推进。
但是，它也同司法规律的要求短兵相接。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
法院案件负担沉重是一个老问题了。[34]李小萍：《论法院的地方性》，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
第三，影响法官职业群体稳定。这样，为了保住职位和获得升迁，地方官员更关注中央的旨意和上级的好恶，而不是利用已有的权力来造福桑梓和取悦选民[21]。
